《看见她》是清末民初在中国多地流传的一首民间歌谣，其母题是“男孩到丈人家里，看见了未婚的妻子”。

  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的“歌谣研究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歌谣征集活动。董作宾利用征集到的45首《看见她》写成了他的名篇《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通过对《看见她》流传地域的统计分析，他发现歌谣的传播受各地方言的影响，并划分了南北两大传播路线。各地《看见她》的异文对女子容貌和装束的描述不同，体现出南北审美标准的差异。《看见她》是一首游戏歌，有很大的可能性起源于清代旗人和汉族杂居地的儿童游戏。歌谣主要分布于旗人驻扎和聚居的中心城市。其内容反映了满人和汉人的习俗。胡适所提倡的比较研究法是歌谣学中最经典也最主流的研究方法，但也存在一定争议。借助“母题”和“程式”等歌谣分析工具，我们也可以进入“这首”歌谣的分析，进而对歌谣做出相应的文化阐释。

  （文章节选自施爱东《故事的无稽法则：关于命运的歌谣与传说》第一编“歌谣与歌手的传说”，内容有大量删节，引用请据原书。）

  很难说清末民初最流行的歌谣是哪一首，但是被记录和讨论得最多的当属《看见她》无疑。胡适1922年在《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中说：“这首歌是全中国都有的，我们若去搜集，至少可得一两百种大同小异的歌谣，他们的母题是‘到丈人家里，看见了未婚的妻子’，此外都是枝节了。”

  几乎同一时间，常惠也注意到这首歌谣。他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创刊号上发表《对于投稿诸君进一解》，拿它来举例说明歌谣研究很有价值也很有必要。大概当时有许多人认为中国的语言不能统一，他认为把各地的这首歌谣都拿来比较一下，正可拿来做国语流变的实证研究。

  民间文学——无论传说、故事，还是歌谣，一般都是没有标题的，现在大家看到的民歌标题，都是文人整理时，取其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字或者开头几个字做成的。常惠举例的时候，就用出现频率最高的“隔着竹帘看见她”作为这首歌的标题。

  到了1924年，董作宾对这首歌谣展开研究的时候，只取其中三个字，将歌谣定名为《看见她》。

  意大利男爵韦大列（Guido Vitale）是对中国民间文学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一位西方人。1896年，韦大列编了一本《北京歌谣》。书中最著名的一首，便是《看见她》：

  《看见她》的男主角是个男孩，歌谣中的身份通常是一名小学生：“东边来个小学生，辫子拖到脚后跟，骑花马，坐花轿，走到丈人家。” 男孩的篇幅虽占据了歌谣十分之八，但是，歌谣中最风光的人物并不是他，一切细节的铺陈，都是为了引出即将看到的那个“她”。这会儿，正巧了，“东风儿刮，西风儿刮，刮起门帘儿看见她”。

  “她”就隔在竹帘后面，若隐若现，如梦如幻。他禁不住心生向往，难以按捺内心的激动：“哎哟，我的爹！哎哟，我的妈！我不吹牛，我不拍马，卖田卖地去接她！”

  1918年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开展歌谣征集活动，1920年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歌谣。到1924年秋天，六年共征集到一万多首。董作宾根据其中45首《看见她》写成了他的不朽名篇《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

  董作宾在翻检过程中就已发现：“检到福建、广东、浙江、广西、云南、贵州等省时，看到他们的歌谣很少和北方各省相同的，据我下边的比例，可以认为这几省没有。”因为《看见她》流行的前提，就是“她”必须押a韵，因此大凡不讲官话的地区，这首童谣就无法流传。

  董作宾把所有《看见她》的流传地区标在地图上，发现这首歌谣的传播是“紧跟着水陆交通的孔道，尤其是水便于陆。在北可以说黄河流域为一系，也就是北方官话的领土；在南可以说长江流域为一系，也就是南方官话的领土”。

  他把所谓北系南系的流布分别列了两份表，以清晰体现它们流传散布的踪迹。他把北系的发源地假定在陕西中部，由此分出四大支派；在南系中，他又分出了成都和南京两大干系。比较之下，他又以为成都一系乃由陕西传入，因此又将南北两系连在了一起。据此，董作宾根据各地歌谣的相似度，画出一个复杂的传播路线图。

  不过，根据“奥卡姆剃刀原理”，路线图越复杂，就越有很大的可能是错的。最主要的问题是，董作宾没有区分“流行于该地”和“流传到该地”两种情况。

  董作宾还在南北两系的比较中发现了许多风俗上的差异。比如，从对女子的容貌和装束的描绘中，不难得知南北之间的审美标准的不同。

  京津冀一带，民国时称作直隶，除了前面韦大列搜集的一首，还有别的许多异文。比如：“推开门来看见她：粉红脸，赛桃花，小小脚，一抐挓，樱桃小口，糯米银牙。”（北京）分别从脸蛋、唇齿、小脚三个角度描述了一个理想的小美人。还有一些不直接说长相的，只是含蓄地拿女孩着装来说事：“隔着竹帘瞧见她：青缎中衣裤桶扎，月白小袄狗牙掐，小红鞋儿二寸八，上头绣着喇叭花。”

  总体看来，发黑、脸白、脚小，是1920年前后直隶美人的三大标志性特征。小女孩身上色彩一定要尽量鲜艳，漆黑的头发，粉白的手脸，鲜红的头绳：“东风儿刮，西风儿刮，刮起帘子儿来看见她：漆黑的头发一大掐，鲜红的头绳没根扎，脚儿在如锥锥把，手儿在如面疙疸。”（河北完县，今顺平县）

  这首歌谣在山东的传播，仅次于直隶。山东歌谣比较质朴，“她”是个白白净净的女孩，乌黑头发，大红大绿的衣服，高底鞋上还画着牡丹花。男孩看了一眼，喜欢得不行，接着就是“看个日子娶打了吧”。理由也格外的简单：“天上的白云配黑云，地下的小姐配郎君，园里的菠菜配葱韭，指甲桃子配石榴。”讲究个门当户对，喜欢就好。

  从山东沿着黄河上溯，上游是河南。河南人对富足生活的渴望似乎更加强烈一些，他们更重视女孩身上的穿戴和档次，不那么在意女孩的形体长相。脸上要抹得起官粉，脚上要穿得起高底鞋；耳上要有玉环，手上要有戒指；布衫要缀边子，裤子要银花。

  山、陕童谣对女孩的要求最多，例如陕西东南部这首：“风摆门帘看见她：白白脸，黑头发，包包嘴，糯米牙，白白手，红指甲；银镯子，十两八，银筒箍，珐琅花；缎子鞋，打子花，还是奴家亲手扎，步步走路踩莲花。走路好像风摆柳，立下就像一股香，坐下就像活娘娘。”

  我始终怀疑这些歌谣不再是男孩的歌，而是女孩自己的歌，是一首女孩“自我教育”的歌谣。歌谣中将女孩的妆饰和仪态唱得这么仔细，很难想象一个男孩能够如数家珍般将这一串首饰数落出来。这类歌谣很可能是女孩唱的，她们一边游戏一边唱着歌谣，告诫自己也互相告诫：梳洗打扮要贵气，立姿坐姿要大方，针线女红要熟练。

  长江流域《看见她》的主要流传地是南京、武汉、成都三地。湖南境内洞庭湖支流的沅江流域，也有部分异文流传。长江流域的女孩首饰，出现频次最高的是耳挖，如：“一根葱的耳挖当头插。”“金扁簪，拦腰架；金耳挖，当头插。” 安徽和江苏的歌谣中，多次出现“梳油头”的时尚发型，如：“梳的油头插翠花。”

  《看见她》在长江流域的变异明显大于北方官话区，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许多异文连起兴的“骑马”动作都不见了。比如南京的一则异文是这样起兴的：“扯呵呵，摇呵呵，撑船去，接丈母，丈母不在家，窗户眼里望见她。”撑船代替了骑马，把江南的水乡生活特点融入了歌谣。

  大部分歌谣在具体语境中都有其实际功能，情歌、仪式歌、劳动歌自不必说，即便童谣，也有语言、教化或游戏的功能。韦大列之后，美国传教士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也在美国出了一本《孺子歌图》，英文书名叫Chinese Mother Goose Rhymes（《中国鹅妈妈童谣》）。《孺子歌图》为每一首童谣都配了一幅或多幅具有唱诵语境的照片。在该书为《看见她》所配的照片中，两个男孩各执一根竹马，一个将竹马骑在胯下，一个握着竹马站在边上。很明显，这就是一则儿童骑竹马转圈玩的游戏歌。

  不同地区的游戏主体还略有差别。孩子们会根据角色的变化，改变歌谣的唱词。比如，北京的游戏角色主要由男孩担任，所以游戏中是“大舅子扯，二舅子拉”。到了河南、河北，游戏队伍加大，歌谣长度也随之增加，大舅子、二舅子、大姨子、二姨子全都出场了。在山、陕童谣中，接待方全变成了女性：“大嫂子留，二嫂子拉，拉拉扯扯到她家。”

  传统社会的男孩子正常情况下不会愿意在游戏中扮演女性角色。所以，我只能设想这样的游戏在山、陕一带主要是女孩的游戏，这样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山、陕歌谣对于女孩的妆饰和仪态能够唱得这么仔细。还有一点似乎可拿来佐证这一猜想，从董作宾与搜集者们《关于“看见她”的通讯》中能够正常的看到，许多南方歌谣的搜集者都曾提到，歌谣是从“母亲”或者“夫人”“大嫂”处得到。

  董作宾将歌谣标上地图的时候，发现其流传地集中在黄河、长江流经的省份，却没注意到这首歌谣主要出自中心城市和军事重镇，这些地区大多数都有旗人聚居地。20世纪60年代在广州和镇江分别搜集到一首异文。搜集者汪宗猷（1919—2009）特别注明这首歌谣系“满族童谣”。

  就目前所见，这首歌谣在北方官话系统中的分布相对较分散，主要流行于直隶地区（14首），以及黄河沿线的部分军事重镇；在长江流域也呈多点分布，但主要流行于有旗人聚居的中心城市，集中在南京（4首）、武汉（5首）、成都（3首）三个城市。辛亥革命中止了这首歌谣的进一步扩散，类似上海这种未曾长期驻扎旗兵的新兴城市基本见不到这首歌谣的流传。清代不重海防，沿海城市除了威海卫（2首），其他没有旗兵驻防的城市基本上没有这首歌谣。至于那些旗人到达不了的广大农村地区，更是从未出现过。

  歌谣中对于女孩衣着的描绘，满族或旗人的特征尤其明显。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高底鞋”的高频出现。“高底鞋，錾梅花。”这是典型的满族女鞋样式。其次是“红头绳”的高频出现。“青丝头发，红丝头绳扎。”满族少女到了十岁左右，一般要用红头绳紧束发根，服丧时用黑绳或白绳，不可以使用其他颜色。满族少女“倒爬角”发型也多次在歌谣中出现：“乌黑的头发倒巴角，正白的耳朵渡金卡。”

  董作宾曾经明确地说明他的研究受到胡适《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的影响。那么，到底什么是“比较的研究法”呢？胡适说：“我们试把这些歌谣比较着看，剥去枝叶，仍旧能够准确的看出他们原来同出于一个‘母题’。这种研究法，叫做‘比较研究法’。”那么，什么是“母题”呢？胡适又说：“有许多歌谣是大同小异的。大同的地方是他们的本旨，在文学的术语上叫做‘母题（motif）’；小异的地方是随时随地添上的枝叶细节。”

  随着学术发展，歌谣研究法也在不断精进，但胡适所提倡的“歌谣的比较研究法”一直是歌谣学中最经典也最主流的研究方法。不过，所谓“比较研究”是个非常笼统的概念。中国民俗学会前会长刘魁立在批评民俗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无限扩张现象时曾经说过：“当什么都是民俗学的时候，民俗学就什么都不是了。”这句话放在比较研究同样适用：“当什么都是比较研究的时候，比较研究就什么都不是了。”

  （一）中国现代学术的起步阶段，我们对于西方学术的引进速度过快，许多新引入的概念是不准确的。比如，胡适对“母题（motif）”的理解就有偏颇。胡适理解的母题，也即“歌谣的本旨”，用我们今天的术语应该叫作“主题”。我们搜集同一主题的歌谣，主要用来划定边界、明确比较对象。由于本章所使用的材料和对象大体是现成的，不要重新划定，所以，基本没有用到胡适所说的那个“母题”的研究方法。

  （二）真正用作比较的母题（motif），指的是神话、传说、故事、歌谣中反复出现的，能够用以表达一种传统寓意的最小的结构单元。当然，并不是每个单元，每个词都可以称作母题，只有那些“有力量在传统中延续的某个故事中的最小成分”才能称作母题。比如，“说‘约翰穿上衣服进城了’并不能给出一个独特的值得记住的母题；但如果说主人公戴着隐形帽，坐着魔毯来到太阳以东和月亮以西的地方，就至少包含了四个母题——帽子、魔毯、神奇的空中之旅、神奇之地。”（户晓辉《母题（英语Motif，德语Motiv）》）。在我们分析的歌谣中，常用的母题有如“银盘大脸黑头发”“小小脚，一抐挓”“樱桃小口，糯米银牙”，等等。

  （三）光析出母题是不够的，只有找出这一特定类型的歌谣所独有的母题或母题组合，才能用来分析这类歌谣的内涵和特征。比如，“太阳出来一点红，人家骑马我骑龙”“半边落雨半边晴，女婿打伞看丈人”，或者“喜鹊叫，尾巴喳，我到南京卖翠花”，这些母题虽然出现在《看见她》中，但也是许多歌谣所共用的起兴句，并不能用来说明《看见她》的独特气质。

  （四）为了进入对于同一主题、同一类型，或者同一歌手的有限研究，我们一定要引入一个更窄、更细化，但更精确的概念——程式。程式是同一个歌唱传统中（比如同一位歌手，或者同一个地区、同一部史诗、同一首歌谣异文）在描述一个特定事物或表达一种特定观念的时候，常用的习惯性片语。程式的反复出现，体现了“这一类”的形式特点。比如，在冉皮勒演述的《江格尔》史诗中，只要提到萨布尔的马，一定是“栗色白额骏马”，只要提到洪古尔的马，一定是“青色白额骏马”；反过来，听众只要一听到“栗色白额骏马”出场，就知道是铁臂萨布尔即将出场。又比如，在《看见她》中，只有“一跑跑到丈人家，丈人丈母不在家”，或者“隔着竹帘儿看见她，银盘大脸黑头发”才是这首歌谣所独有的母题，可以视作这首歌谣的程式性套语。

  （五）只有通过对于歌谣程式的辨析，我们才可以进入“这首”歌谣的分析，进而做出相应的文化阐释。借助这一套歌谣分析工具和方法的研究工作，我们叫做“歌谣形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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